时间来到了1978年春天，61岁的袁庚估计自己也快离休了。他并不打算去当一名教授，而是做好了“到站下车”的准备。
时间来到了1978年春天，61岁的袁庚估计自己也快离休了。他并不打算去当一名教授，而是做好了“到站下车”的准备。
他这一生有过很丰富的经历：打过游击战，建国后做过外交官，曾奉命援越成为胡志明的顾问；当然，他也曾受到冤屈，进过秦城。
如果历史的进程不发生转折，他大概率会以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身份，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可是人呐，就都不知道，自己不可以预料。
这一年10月，部长找袁庚谈话，希望他能去香港招商局工作，打开那里的局面。招商局当时是交通部下属企业。袁庚没有推辞，被任命为了常务副董事长。
一个老游击队员，怎么就成了董事长呢？
01
于是，袁庚就从北京来到了香港。
到香港一看，他发现这里的地价太贵了。
他原本是想效仿井冈山，先搞一块根据地，以此重振招商局的辉煌。可是，在资本主义的地盘上搞根据地，这题有点超纲了。
不过，他又捕捉到一个奇特的现象。
在尚未开放的条件下，招商局的轮船竟可以从内地直接进出香港码头，不经任何检查，也不要什么手续。
从来没当过商人的袁庚，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商业计划：为何不利用内地沿海往来香港的便利，搞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呢？
袁庚是土生土长的广东宝安县人（宝安，即后来的深圳），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。既然香港搞不了根据地，那就到临近的宝安县搞。他看中了宝安县的蛇口公社，认为这个地方最合适。
他就写了一个报告，建议在蛇口开辟工业区，将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，与国外的资金、技术、原材料结合起来。
货出得去，钱进得来，局面就打开。
这个报告，得到了交通部和广东省的一致通过，很快就被摆在了李先念同志的案头。
图为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呈递的报告
（来源：招商局集团官网）
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，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，决定要将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搞出口加工区，不正好属于经济建设吗？
当领导正好需要项目的时候，项目来了。你们都懂的，如果领导看完了你的报告后，还愿意听你当面说说，那说明你已经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1979年1月31日，那是个大年初四，先念同志把袁庚召到了他的办公室。
在办公室里，袁庚摊开了一张彩色《香港明细全图》，提出希望中央划出一块地，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。
先念同志仔细审视了地图，然后用一支铅笔在南头半岛的根部，重重地画下两条线：
就给你这个半岛吧。
地图上小小的两笔，足足有30平方公里。袁庚没敢接，只要了两平方公里多一点。
图中左上角铅笔即为李先念所画（地图原件藏于招商局历史档案馆）。
这个片段，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了那句歌词：有一位老人，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。
众所周知，这首歌是歌颂总设计师的。但在真实的历史中，他并没有亲自动笔画一个圈，这显然是一个艺术的描写。
真正动了笔的老人，是李先念。
而总设计师“具体”做的一件事，是取名字。
就在“蛇口画圈”的三个月后，中央接受了广东省委的建议，正式决定在深圳等四个地方“试办”出口加工区。在正式文件发出前，总设计师就说：
还是叫特区好，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。
所以，早期的深圳实际有两块试验田，一块是蛇口，一块是深圳。它们之间一度有着微妙的关系，但更多时候要遭逢同样的难题。
02
这个难题怎么形容呢？
歌里虽然唱的是，老人一画圈，春雷就唤醒了长城内外。可现实的情况没那么简单。
被唤醒的只是一部分人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愿意醒过来。
人虽然没醒，但他们的手还是会伸出来。伸出来干什么呢？一是“卡脖子”，二是“扣帽子”。
先说一个“卡脖子”的案例吧。
蛇口工业区起步时，想自行出资建一个微波通讯站，以便与香港联络。这个项目按规定需要邮电部门审批。结果邮电部门说：自行出资可以，但经营管理权要归我们，电话费也要我们收，而且跟香港不能直拨，必须经过中转。
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嘛！
这件事，被时任国家进出口委的江副主任知道了，他坚定地说：
有些单位大权在手。对这种“封建割据”，要做必要的斗争。
袁庚将此事向中央做了反馈，耀邦同志亲笔批示，表明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：
必要时制裁一点人，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，“四化”也遥遥无期。
有了这个指示，江副主任把几个部门召集在一起，一口气为蛇口解决了四个“卡脖子”问题。
以江副主任当时的级别，还能协调“卡脖子”的问题；可是“扣帽子”的问题，这就不好说了。
这些“帽子”都是什么呢？
比如，蛇口对建筑运泥车实行激励机制，超额完成任务的话每车奖四分钱。就这四分钱的事情，也被有关部门指责为“奖金挂帅”，被定性为一种“倒退”。
就有这么奇怪，你认为是前进的，有人就认为是倒退。
图为蛇口“五通一平”建设时的运泥车。
再比如，深圳有的商家，一度只收外汇券或港币，不愿收人民币。这种个别现象当然不对，但也被夸大成了“土地变色”的罪状。
还有最著名的一顶“帽子”，那是在1982年，一份名叫《旧中国租界的由来》的材料传播开来。这份材料，毫不掩饰地影射特区是“新租界”：
那些外国租界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，而是稀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，愈陷愈深，最后成了“国中之国”。这对我们，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，很有教育意义。
可“租界”这顶帽子，谁能戴得起啊？
其实，在任何一个时代，只要有往前跑的力量，就总会有往回走的力量。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。
可是，往回走的还时刻不忘教育往前跑的，这就有点过分了。但凡是往前跑的人踩了点坑，往回走人的就总要跳出来说：
我就说你们这条路不行。
03
行与不行尽管要用实践来检验，但千万不要低估舆论的作用。
舆论会造出一种势，这种势即便不会让人噤若寒蝉，也会让人谨小慎微。
在1982年那次“租界风波”里，袁庚为了避其锋芒，曾让人悄悄拆除了蛇口那块著名的标语牌：
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
那段时间，主管特区的谷牧同志也感到一种“味道”，他形容为“秋风萧瑟的味道”。
可他们明明讲的是春天的故事啊！
每当遇到这种时候，特区就特别需要支持，而且是有分量的人物的支持。在这些有分量的人物里，有一位过去不怎么被人注意到，我过去也没怎么注意到。
他就是王震。
王震将军过去给人的印象，是强硬而严厉的。而实际上，他是特区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。1983年3月，正当特区因走私问题被猖狂攻击的时候，王震来到广东撑腰打气，他说：
这些人比那些办洋务的还落后，不开放就没有走私啦？照样有！
王震是军人出身，虽然有种粗野的风格，但一句话就能戳到要害处。
他之所以对开放那么积极，还是因为看到了当时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。
就在三中全会召开前，王震访问英国，发现那里的物质极大丰富，社会福利也受重视。回来之后，他就语出惊人道：
我看英国搞得不错，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，它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。
王震资历老、威望高，他发话了确实能让一些人闭嘴。
而还有另一个人，资历更老，威望更高。这个人就是叶帅。进入80年代之后，叶帅虽年事已高，很少直接出面了。但在1983年春天，他也听到了特区被“围剿”的风声。
这时，主管特区的谷牧同志来前来看望，叶帅问道：
谷牧，你有料搞定吗？
04
叶帅说的是广东话，他想问的是，顶不顶得住？
说四川话的总设计师，心里也有一个问号：经济特区是不是能够成功？
他说他要来看一看。
1984年1月，小平坐着火车来到了特区。他的这次南巡跟八年后那次有个重大区别。
八年后那次好像心里憋了一肚子话，沿路不停地讲，最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大文章。而这次，他一到深圳便说：
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，我暂不发表意见。
这在特区的同志们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失落，盼领导来就是希望他能表态，结果，领导一个字也不讲，这可怎么好？
要说，还是袁庚同志的水平高啊。
据《袁庚传》记载，在小平视察蛇口的前一天，袁庚要求工程部门连夜加班，用五六米长的铁皮和三脚架，把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标语牌重新立了起来，并且特别强调：
要让首长路过时看到那个标语牌。
这就是想要首长表态的意思。